五观十六育高中语文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3)

家庭美德是涉及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对涵养家风、锻造私德意义深远。例如史铁生《我与地坛》，首节作者写到在地坛中思考怎么活的问题，次节忆及母亲，由自己的活法联想到母亲的活法，想到自己常去地坛独处，是如何让母亲牵挂不安。选段引导读者在生命的思考中细致体会母亲的无私、真诚、隐忍、痛苦和母爱的伟大，感人至深。

(四)个人品德教育

个人品德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例如杜甫的《登高》，充分体现了其忧生忧世、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对学生养成个人品德具有示范效果。诗歌伤痛自己年老多病、长期漂泊，后又联想到时世的动荡不安，更觉“艰难苦恨”。诗人生活困顿，但他并不只是嗟悼个人的处境，而是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苦难的国家和百姓，由一己的苦恼升华为忧国伤时，将人生多艰与国家多难融为一体。“诗圣”的圣人般的个人品德便是在这种自觉的家国情怀中得以彰显。

徐礼诚，安徽省六安市，安徽省六安第二中学。

实现高中语文与思想政治的融合教学，是新时代给高中语文教师提出的政治任务；而探索二者的融合内容，是实现有效融合教学的关键前提。语文与思想政治的“融教学”需要挖掘语文教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教学中或注重思想的引导，或注重感情的熏陶，在“五观十六育”分别确定教学重心。一、 世界观教育(一)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很多语文课文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能够增进学生智慧。如《喜看稻菽千重浪》一课介绍袁隆平培育杂交稻的艰难历程，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与经典论断相冲突，但是袁隆平坚信观察到的事实。第二，发挥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饥荒让袁隆平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梦想，这种梦想鞭策他不断实践。第三，坚持普遍联系。在第一代饱满稻种并没能产生理想的后代后，他意识到第一代稻种并非纯种，从而试图发挥杂种优势。他努力使因果关系运动朝着有利方向运行。第四，清楚质量关系。袁隆平相信在中国漫长的水稻种植的量变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局部性部分质变，即他所需要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教材中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篇目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助于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准确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如马克思的讲稿《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重申了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章首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接着指出工业发展使社会出现衰颓的征兆，当前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对抗形成了现代冲突。只有当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认识到变革生产关系的必然性，找到变革生产关系的现实途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真正实现。作者因而强调，无产阶级作为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要勇于担当灭亡资产阶级和旧贵族们的历史任务。二、 人生观教育(一)人生理想教育阅读他人的人生，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启示，人生理想的教育是阅读文本天然具备的铸魂育人价值。如曹操的《短歌行》，前八句感叹人生短暂，寓有及时建功立业之志；中间十六句反复申述思慕贤才之心；后八句表明广揽贤才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面对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曹操叹息人生不能延长、贤才不易招致，但他表示将像周公那样热切殷勤地接待贤才，及早建功立业。这首抒发远大志向的言志之作能够给予学生人生理想方面的教育。(二)人生价值教育在西方价值观不断冲击中国社会的当代，语文教学中更需要下大力气进行人生价值的教育，特别是要让学生认清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个体对社会的劳动和贡献。闻一多的《红烛》把牺牲自我的举动视为人生的安慰和快乐，表现出对人生价值的可贵认识。最后一节更是卒章显志，以“烧蜡成灰”来点亮世界的红烛自许，为当代青少年认清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三)人生态度教育语文教材中很多经典篇目是有助于发展学生的人生态度，用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生存与发展。《沁园春·长沙》一词表现了昂扬奋发的青春激情，上阕在壮美景象中渗透激昂情绪，下阕由眼前景联想到过往的人事。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革命生涯早期的重要时光，特别是该词创作的前几年，毛泽东在湖南先后领导、参与了多次工人罢工，筹建、领导了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对反动政府开展斗争，展现出峥嵘岁月中的积极态度。(四)人生道路教育为实现人生的目标，人们总是需要选择相应的人生道路，而这种人生道路必须与人民需求、国家发展相统一。语文课文中的主要人物能在相应的背景、情境下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铁凝写于1982年的《哦，香雪》，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火车的开通给偏僻山村的姑娘们带来的心灵触动。现代城市生活所代表的文明、文化在小说中呈现出巨大的魅力，它们正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并将继续吸引着人们改变生活轨迹不断向其靠拢。三、 政治观教育(一)阶级观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如果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存在着清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能忽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个人的悲剧揭示了封建社会对美好个体生命的迫害。窦娥的悲剧并非由个别恶人导致的偶然事件，罪魁祸首张驴儿和谋财害命的赛卢医、草菅人命的楚州州官等人同是封建社会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得利者。剧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解剖刀对准了万恶的封建等级社会，批评其对良善人民的严重迫害。(二)国家观教育家国情怀不是空喊爱国口号就能培养出来的，而需要具体到对祖国日渐丰富的认识、对国体日益深刻的理解上。这些内容贯穿于课文中，潜移默化地构建着学生的国家观念。例如，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散文以伤感沉抑的笔调，着意展现北平秋天的清、静、悲凉。作品急就成章的1934年，中国内忧外患，局部战争不断，北方大量国土沦陷，它与郁达夫的许多游记、写景状物散文一样，在生动描绘祖国锦绣河山的同时，抒发了对动乱现实的忧愤，体现出作者对国家深挚的热爱。(三)法治观教育法治观教育侧重培养学生守法用法的习惯，让他们深入领会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费孝通的《礼治秩序》对乡土中国的礼治与法治作了精准分析，有助于引发学生思考乡土传统与现代法治相融合的问题。文章首先否定了“人治”与“法治”概念的对立，亦即否认了传统中国是完全依照统治者个人意愿而治理的浅陋见解；进而提出与“法治”相对的概念“礼治”，明确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传统经验是维持礼的力量；接着论述传统经验有利于生活，以及礼重在个体主动服从；然后，作者特别指出，快速变迁的时代就亟须建立法治社会。四、 文化观教育(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材中遍布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这些课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中华民族审美趣味，增进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提高文化自信。例如《芣苢》这首诗，全诗三章十二句，重章叠唱，回环往复，以一种严整的格式反复咏唱芣苢的茂盛，用六个动词生动形象地铺陈妇女采摘芣苢的相关动作，展现出她们劳动的欢乐。劳动生产了美，华夏先祖在劳动中改造了自然和自己。《芣苢》这类民歌用乐观美好的语言和情绪反映劳动生活，不遮掩谋生的艰辛，不溢美劳动的自得，使本来紧张繁重的劳动读来那么令人愉悦，让参与者在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中从事劳动。(二)革命文化教育统编版教材的一个特色即新增了许多红色文学作品，用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例如茹志鹃的《百合花》，选取了一个战士替包扎所向当地百姓借被子的平凡故事，表现军民鱼水情深的宏大主题。通讯员为了掩护担架队，毅然扑向了敌人投掷的手榴弹，表现出这位单纯质朴的年轻战士对人民强烈的爱。而新媳妇看到通讯员重伤牺牲后，变得异常坚毅，沉痛地将她的百合花被子铺进了通讯员的棺材。一条被子成为连结军民感情的纽带和体现军民情深的象征，小说由此呈现出崇高的美感。(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道德力量，一些课文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阐释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理念，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价值。例如李斌的新闻评论《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点明了工匠精神之于时代发展的深刻意义，呼吁每个人在工作中努力践行。文章首尾反复强调时代召唤工匠精神，指出工匠精神不仅指在技艺上追求极致，更是一种美好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人人都要涵养的卓越品质。五、 道德观教育(一)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涉及文明礼貌、助人为乐、保护环境等诸多要素，是人在现代社会必备的各种道德素养。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论证了每个人都具备怜爱他人的本心，进而强调这种关爱他人的仁德心在为人处世中十分重要。选段以人看见陌生孩子坠入井中会惊恐哀痛为依据，推导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具备达成仁义礼智的可能性。如果将内在的仁德心用在待人处事上，就能够立身处世，乃至治理天下。(二)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主要包括爱岗敬业、办事公道、热情服务等，是一个好建设者的基本道德。《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塑造了一位爱岗敬业的典型人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课文首先表现张秉贵服务的热情周到，用哄小孩、帮插队、劝顾客等三件小事具体表现服务精神；并由此继续丰富出他公而忘私、心怀人民和苦练技能等多项可贵品格。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张秉贵几十年如一日热情从事柜台服务，彰显了“一团火”的劳动精神。(三)家庭美德教育家庭美德是涉及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对涵养家风、锻造私德意义深远。例如史铁生《我与地坛》，首节作者写到在地坛中思考怎么活的问题，次节忆及母亲，由自己的活法联想到母亲的活法，想到自己常去地坛独处，是如何让母亲牵挂不安。选段引导读者在生命的思考中细致体会母亲的无私、真诚、隐忍、痛苦和母爱的伟大，感人至深。(四)个人品德教育个人品德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例如杜甫的《登高》，充分体现了其忧生忧世、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对学生养成个人品德具有示范效果。诗歌伤痛自己年老多病、长期漂泊，后又联想到时世的动荡不安，更觉“艰难苦恨”。诗人生活困顿，但他并不只是嗟悼个人的处境，而是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苦难的国家和百姓，由一己的苦恼升华为忧国伤时，将人生多艰与国家多难融为一体。“诗圣”的圣人般的个人品德便是在这种自觉的家国情怀中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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